白晓：方老师，许多人都读过你多年前撰写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大家都很想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什么使您勇敢地走进同志的生活，又是如何撰写完成《同性恋在中国》一书的？

　　方刚：当时的社会环境确实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我当时所能读到的有关同性恋的文字，几乎都在说这是一种如何变态，甚至如何的有罪的行为。在写作过程中许多人都警告过我，说写这种东西可能给自己带来想象不到的麻烦。现在回忆起来，之所以会坚持了下来，主要靠得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同时还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一种要揭示出被掩盖的真实真相的热情。

　　白晓：那该书出版后对您的生活和工作应该有不小的的影响吧？

　　方刚：是啊，1995年5月该书出版；7月，我就被迫从《天津工人报》辞职失去了工作。同时，有关部门还对我进行了电话监控；转年1月，出版部门还下发专文，全面封杀我的作品。当时有一家北京的媒体主动提出收留我，每月给我800元工资，于是我就来北京工作了。

　　白晓：这种境遇真是很难想象啊！那您觉得你的这本书究竟让人们了解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方刚：该书的出版，让同性恋在当时成为一个公众话题，一个被长期忽视和歧视的人群在一定程度开始被人们关注。虽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但毕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开始传达出来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对当时大批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两麻袋的来信，都是当时读了那本书的同性恋者写给我的，信中讲述了他们如何因读了那本书而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当然，因为个人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本书注定有许多的不足。我自己在书的后记中有意这样写到：“我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因为那将是时代快速进步的标志。”

　　白晓：方老师，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您采访了大量的同志并深入他们的生活，您在和他们接触、交流中有些什么样的具体感受呢？

　　方刚：当时我能找到的受访同志，几乎全部都来自心理门诊和一些在当时非常典型的同志活动场所。从他们身上我明显感到一种被污名化后的自我不认同和自我否定的状态，给人一种仿佛在“暗夜”中挣扎的感觉。同时，我也被他们对自由、平等性爱的执着追求而深深的感动。这也正是鼓励我努力完成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晓：是啊，没有亲身的接触和了解，是很难想象他们是在怎样一种被歧视的环境下生活以及追求梦想的！现在离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13年了，您觉得现在的同志生存环境跟当时相比有了怎样的进步和改变呢？

　　方刚：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大的进步！至少在大城市，自我认同已经是同志的主流了。同志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在当时难以想象到的巨大进步。互联网的普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和公众对同志人群的认同程度也在不断扩大。不过，距离我们所期望的理想境界仍然有很大的距离，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白晓：方老师，近些年来，我国不少的城市都举办了性文化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观众的视野与观念，可往往正是在这种场合里，缺少了同性恋宣传这部分的内容。应该说，同性恋应该是性宣传的重要方面，让大家了解、不要“谈同色变”也是非常重要的。您觉得相对于台湾、香港，内地的同性恋群体在这些方面做得是不是还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