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不在网络寻找爱情，很可能孤独到老——第一次读到“勇敢的同志”在《警惕网络渔场的伤害》里的这句话时，着实被震了一下。同性恋作为一种以“性取向”存在的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居然在从《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精神疾病名单中被剔除的第八个年头，同性恋人群仍然面临如此尴尬，这不得不令人深度反思：明星的几幅艳照、几个噱头，主播的一个哈欠、一次补妆，都能“一门又一门”，同性恋人群作为“人”的存在，“门”在哪里？网络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同性恋的黑洞，这个黑洞里何时才有一盏灯？

　　毋庸置疑，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环境问题，同样是民生问题。我们的立法、政策可以在不同层面体现消除性别歧视、追求男女平等、构建两性和谐的性别倾斜政策（严格考量起来是违宪的，但实际效果却很好），为什么在涉及同性恋的问题上却如此裹足不前？哪怕是实际作用不是特别强的官方引导，都会给予同性恋人群莫大的信心和安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行为的合法性、“性取向”的可操作性，是这个群体最起码的民生要求。

　　无论官方态度怎样，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和社会现象是已然存在的。但没有科学、合理的引导，这种本来应该呈现明亮色泽的社会存在逐渐蒙上了灰色——所有社会问题，一旦呈现灰色，罪恶、丑陋便会开始潜滋漫长。这八年，也是中国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八年——从现实中找不到存在感的同性恋人群一头扎进网络虚拟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社会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迟早会形成爆发性社会事件的——网络，只是把同性恋这个本应该由政府来解决的社会问题暂时缓解了，但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同性恋问题是典型的社会问题，作为学者的研究路径应该是田野考察式的而非书斋规划式、学院探究式的。但中国学者习惯了那种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设计研讨、模型推演的“科研方式”，不愿意做那些长线的基于同性恋群体生存状态的采样、提炼、统计。无论是李银河的《同性恋婚姻提案》还是复旦大学的公选课《同性恋研究》，都没有涉及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状态——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存在，再高层的理论探讨都是空洞的、无用的——何况，现在学术界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学术研究，仅仅停留在学术概念、结构上的敲敲打打。

　　网络的发展，其实在社会调查手段上给学者们研究同性恋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毕竟是一个明暗难分的群体）——但能否将这种便利变成有利，取决于学者的学术立足点。但学者的功利心使得他们只关注有影响力的、足以扩大自己影响的人物、事件，没有经过社会认知、价值评判层面的阶段性解构，更没有把自身社会阶层以外的相关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没有立足于本土进行可行性分析和有步骤的研究，而是一味借用西方的某些行为方式在进行行为艺术式的渲染；简单、草率地把持着同性恋人群的情感走势，或者说只关注了同性恋人群的精神存在，而忽略（抑或是无视）同性恋人群的肉体存在。网络，反倒成了所谓同性恋研究者进行一场场学术大忽悠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