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艾滋病监区当狱警的第164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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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艾滋病监区当狱警的第1649天

  我在艾滋病监区当狱警的第1649天

  三十二监区的主建筑是一座绿白相间的小楼,门厅里挂着许多印有表彰的金属牌,上面横着一条红色的标语,“感染到我为止”——这条骇人的标语据说存在于各省的艾滋病监区。

  一

  早上八点,戴奕在监狱门口的食堂吃完早饭,走到洗手池旁,眯眼往山包顶部那一点绿意看,他将脸伸到水龙头下面,闻到一股腥味。

  A门打开,宽约五米的走道一边是两层银白铁丝网,另一边墙上刷着“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宁留给社会”。两道围挡严实地封住了望向外界的视线。

  戴奕进入B门,服刑人员刚吃完早饭,几个人在同事带领下拎着塑料桶和塑料餐具往监房去,见到戴奕,马上站定,“戴警官好。”他们眼珠泛红,沙哑的嗓音下,气息显得有些乏力。其余犯人正歪歪扭扭地往监区走,远处看,像一条青灰色的蛇。

  这里是X市某监狱艾滋病监区,又叫新康监狱、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上首是三十二监区里面有监房、病房、护士站,下首是新建的三监区,承担着新犯教育、出监教育、伙房等职能。这条路叫“新生路”,路面重达二百二十公斤的井盖,提防着任何想通过其他途径走向“新生”的人。

  三十二监区的主建筑是一座绿白相间的小楼,门厅里挂着许多印有表彰的金属牌,上面横着一条红色的标语,“感染到我为止”——这条骇人的标语据说存在于各省的艾滋病监区。

  和其他监区一样,幽长的走廊尽头是厕所和水房,两侧分布着十几个房间。重症病犯的房间最靠近栅栏门,栅栏门外就是护士站。从通透的玻璃墙看进去,里头蓝色的被褥和床柜使这里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医院病房。只有被医生下了断语的危重病人才能享受躺在这里的殊荣。医生更多的工作量来自防止作弊——昨天抓住了一个咬破伤口滴到尿样里的家伙。走廊尽头,传染病房门上的栅栏被透明塑料封死,以免病毒在这块免疫缺陷的沃土上疯狂传播。

  一小时后,戴奕出现在贾巴床前。贾巴是来自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人,因为贩毒入狱,汉话说得不大行。

  “刑释金签字。”戴奕对他说。“今天还好?”

  贾巴用右手臂支起头颅,平静地说:“好。戴警官好。”

  但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好,艾滋病合并肺结核,面颊凹陷,袖口裸露出一节遍布疮疤的皮肤。医生端着托盘进来,白大褂里套警服,抬胳膊的动作有些迟滞。托盘上码着红蓝白三色的药盒,里头是双夫定、拉米夫定、克力芝,这些药贾巴上次在里边也吃过,出去以后,没有稳定药物来源,再进来已经是艾滋病二期。用医生的话讲,“二期就难办了。”

  戴奕走开,贾巴放弃了费力的支撑,伴随着刺耳的咳嗽和吐痰声,他的身体摔回去,像一截朽木沉入河床。

  贾巴的父亲在他入监之前就去世了,他服刑半年后,,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监狱尝试联系他的叔叔婶婶,但是叔婶不愿意来接他,他们在成都打工,家里还有一个女儿,艾滋的阴影令他们心怀忌惮。犯人家属态度冷漠,戴奕早已习惯,他想起前辈跟他说过,实施“必接必送”制度之前,一个犯人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此前从没有亲情电话和探视的他突然冒出一大票亲戚,要求赔偿的家属堵死了机关大楼的门厅。

  戴奕作为监区内勤,联系家属是他的工作之一,愿意来接贾巴的只有他八十多岁的爷爷,戴奕想起川西地区崎岖的道路,决定尝试联系当地司法所,看看司法所是否有人手来接他。

  这里有很多来自大凉山的彝族人,只要尊重他们的习惯,实在相比汉族人好“管”得多。对汉人来说,“艾滋”和“坐牢”是两架无比沉重的笼头,狱警们几乎每天都要提防着突然的情绪失控,但是彝人似乎更加乐观,曾经有一个彝族病犯对戴奕说,只要每天能吃能睡,在哪都一样,“这里比我家好。”

  戴奕回忆起上次护送一个晚期病犯回四川,出生在江苏的他第一次见到山洪和塌方,车子一路颠簸,病犯不断地咳嗽呕吐,车子里充满了酸臭味。凌晨两点到达县城,当地打电话来说,送回去也只能等死,他全家都因为贩毒被抓了。“打工没有文化技术,山里种不上田,想过好日子,啷个办?只好贩毒。”

  监狱提供免费的医疗与食宿,在这里大家都是艾滋病人,也免去忍受外界歧视之苦。对于某些赤贫的艾滋病犯而言,用自由换生存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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